如果把“分管中国足球”当成是一张试卷，那么在体育总局所有的副局长里面，考到最高分肯定是蔡振华。但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个最高分到底能高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还是达不到60分的及格线？
体育总局之所以会对蔡振华寄予厚望，源于他当初曾经将乒乓球队带出低谷的经历，所以希望能在中国足球上重现这一幕。那么回过头来看，蔡振华或者是中国乒乓球取得成功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字——“集中”。
从乒乓球队这个整体来说，多年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至于蔡振华，在刚刚回国执教时也采取了首先“集中优势兵力”的思路，从男单的马文革再到男双的王涛、吕林，通过这些项目上的个别突破，最后形成了“由点及面”的全面丰收效果。
如果用这样一种思路来对待中国足球，那么足协接下来显然会把所有资源集中使用在各级国家队上，甚至要求其它的方方面面做出牺牲。比如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乒乓球队长期以来存在着陪练制度。而在今年初，当韦迪刚刚接手足球管理中心时，曾经提出国奥队参加职业联赛的设想，究其根本，其实也是借鉴了乒乓球的经验，希望各家俱乐部扮演“陪练”的角色。那么现在换成了正宗乒乓球出身的蔡振华，会不会提出类似甚至是更离谱的想法呢？
其实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集中”和“放权”之间的斗争。在这样一项应该完全走向市场化的运动中，各家俱乐部本该获得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有很大权力被掌握在足球管理中心的手里。
比如说起南勇有可能涉及的腐败行为，很多人都会提到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一事。那么撇开南勇个人的问题不谈，对于这样一次会直接牵扯到各家俱乐部商业利益的经济活动，为什么俱乐部本身却没有任何发言权？把绝对权力交给足协，最后导致的结果势必是绝对腐败。
所以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并不能把走出低谷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道德水平或者业务能力上，而是需要经历一场体制上的彻底变革。尤其是职业联赛这一块，应该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俱乐部，依靠市场规律来充分激发所有参与者的热情。而且当各级国家队的出线目标与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发生冲突时，也并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后者做出牺牲。
那么，这些变革有可能在蔡振华手中得到实现吗？应该说希望很渺茫。毕竟对于一位出自于举国体制的体育官员来说，会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在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历史上，“让球”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既然运动员可以为了国家利益牺牲掉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的夺冠机会，那么在足球俱乐部这边，牺牲掉一两个赛季的前途又有什么不可以？诸如此类的思维模式，曾经出现在阎世铎、韦迪等人那里，接下来也完全有可能在蔡振华身上得到体现。
说了半天，肯定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蔡振华会拿到最高分的是你，说他不能及格的还是你，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蔡振华只是体育总局里面的最高分得主，可问题是，为什么参加考试的人只能出自于体育总局？如果承认足球是一项必须采取职业化、市场化的运动，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举国体制之外的人物来进行管理呢？
比如在很多欧洲高水平联赛中，包括商业开发在内的很多实权被掌握在职业联盟而不是足协的手中。又比如在这些国家的足协、足总里面，往往也会由职业经理人而非体育人士来进行领导，确保体育机构可以用一种市场化的思路来进行运作。相比起各级国家队能否在短期内出成绩，这些制度和思维上的改革才是中国足球迫切需要的。
所以，就在蔡振华刚被确定分管足球之际，我在这里提出一条衡量他未来成功与否的标准——作为一名分管足球的体育总局副局长，他如果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发展到不需要体育总局再派人进行分管的阶段，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